初次分配不利于劳动者　再分配持续向政府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GDP年均增长9.8%，但劳动者报酬收入增长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相对缓慢，从而导致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劳动者。

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长期持续下降，目前处于最低水平。1978—2007年间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78—198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从49%上升到54%，之后则持续下降，尤其是最近几年下降趋势明显加速。2007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仅为42%，比顶峰时期的1984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超过20%。一般，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要么保持高水平稳定，如美国1840—1920年维持在70%，英国1800—1880年维持在60%左右；要么逐步上升，如日本1920—1980年从50%上升到70%，加拿大1900—1980年从45%上升到55%。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即使和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巴西等国相比，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普遍低10个百分点左右。

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再分配的校正，而且再分配还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不合理局面。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呈上升趋势，且再分配出现了持续向政府倾斜的现象，企业所得份额有所下降。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份额都比较低。居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基本以劳动报酬收入为主，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1996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接近70%，到2006年，这一比重下降到57.5%，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多种因素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

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既是一种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也和一些制度规则不合理有关。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不足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长期因素又有短期因素，既有市场因素又有非市场因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尚未形成决定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仍然遗留一些计划经济成分，特别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并未形成合理健康的工资决定机制。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供不应求，国家为了发展壮大国民经济而抑制消费、扩大积累，劳动者所得并非其真实的劳动付出，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被人为压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不断增强，但计划经济遗留的收入分配机制还在起作用，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并没有完全形成。这突出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工资增长率，1978—2006年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4倍，同期工业部门平均工资仅增长了4.9倍，劳动收入增长慢于资本收入增长。因此，工资增长相对缓慢，决定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尚未形成，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是我国二元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导致劳动者报酬水平低、增长慢。中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虽然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但这一过程远未结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在这样的发展阶段，非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往往由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决定。这主要是因为，只要非农部门工资高于农业就业的收入，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工农业剪刀差，农业劳动力价格较低，由此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也相对较低。农民工工资在2003年之前一直维持在600元左右，几乎没有增长；而1978—2003年，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迅速，年均达到6.2%，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未能带来工资同步增长。2003年以来，尽管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从700多元涨到1400元，但仍然大大低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是资本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初次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的局面。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输入地，1978—2008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计达8500亿美元。国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资本全球化加强了资本的流动能力，进而提升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地位和谈判能力，大量外资集中于汽车、房地产业、电力、燃气等资本收益率高的部门，外贸出口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越来越高，再加上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为资本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出口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出口迅速增加，而沿海地区也是同期劳动份额下降最明显的地区，这种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也是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