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吴承明先生当面请教始于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此后与吴老的交往就多了，向吴老请教的问题多不胜数，这里仅谈几点印象最深的。

任何政策都应在特定的历史中看。关于如何认识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难题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界对新中国历史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亲历者吴老曾在中央财经委工作，他对此有三点令人印象颇深的看法。一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提出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怎样才能突破“贫困陷阱”，即通过高积累来填补“资金缺口”。二是当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很多，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有一个强大、高效、廉洁的政府。所以中国选择强大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之手来提高积累，并在低消费水平上保障均等消费，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至于走过头了，那当然不行，因为过犹不及。三是什么体制、什么政策都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去看，没有适合一切时代、所有发展水平和无条件的绝对好、绝对坏。而这一点正符合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许多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讲经济”。关于新中国农民负担过重，是经济学界经常批评的问题。吴老一方面承认农民负担很重，但是他同时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几乎所有的国家农民负担都很重，即使是那些可以通过对外战争来掠夺财富的国家，例如当年的日本、德国以及英国。因为工业化不仅使工业利润远高于农业，从而从农业和农村吸走剩余利润，而且会刺激统治阶级的消费，加大对农民的榨取。只是来自农业的积累，在中国完全是通过政府转移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通过地租和商业资本来进行的。另外，其用途也不一样，中国完全用于工业化和国家资本积累，而资本主义国家则部分用于私人资本积累，部分被地主、资本家消费了。

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不能被跨越。吴老晚年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和市场。他的这一转向更多地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即与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取向有关。吴老曾经多次对我讲，看来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但是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跨越的，它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吴老还指出，不能低估中国明清时期的市场发展水平，中国的大一统政权在明清时期不断加强，其中就有市场经济的支撑和需要。从明清时期看，市场交易已经深入到产权处置的深度。这种土地资源的配置高度市场化，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之一。因此，仅仅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忽视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古代文明为什么会如此灿烂，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何以长久不衰，甚至越来越强化。

“通”和“变”：治学的方法和眼界。吴老所强调的“通”，就经济史专业本身来说，包括三个意思：一是通古今之变，二是通中外之别，三是通名实之异。吴老认为，现在强调专业、深入是对的，除去浮躁之风自不必说，就目前真正愿意做学问的人来说，要求“专”已经不成问题了，并且有越做越细的趋势，这就更需要强调大视野和博学。

吴老强调的“变”，是指万物都是在变的，时空在变，事物本身也在变。除了要有动的眼光和思维外，不能静止地看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了解和把握“变”的本质、形态、条件以及变与不变的关系。研究历史尤其如此。

吴老强调，“更注意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球探体育比分：研究历史现象，而主要不是依靠归纳法，应该学会运用最新最好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我的特点大概与我的经历有关系，先是学习历史学，然后又转到学习经济学，又在实际经济部门工作过，最后转到搞经济史，因此比较注意理论和方法，注意将文献与实际经验和感受相结合。”他又说，“搞历史研究的，一定至少要有一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做基础，才好深入。例如研究经济史的，最好懂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仅仅靠历史学的方法，靠史料的积累和考据往往事倍功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