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已经是现代人观念中毋庸置疑的常识。而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婚姻基础是什么？也是爱情吗？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陈志武教授以他对中国经济史的多年研究心得，断然否决了这种说法，“爱情到中国来得很晚，最多也就是几十年。”

　　在复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成立大会暨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专场学术报告会上，陈志武作了一场以“婚姻中的利益与爱情：人值多少钱”为题的报告。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姻基础是生存需求和利益驱使，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观念，便是明证。

　　生子需求超越爱情需求

　　“当生存成为人的第一要务时，养子防老成了实现经济安全的一种方式，生子就成为婚姻中超越爱情的需求”，陈志武说，中国古代老百姓无法通过金融投资养老，于是，只好通过生小孩养老，所谓“多子多福”，就是婚姻利益最大化的具体表现。但这也有风险，就是小孩长大后不愿意承担赡养责任。于是，儒家的孝道被大力提倡，以确保在意识形态上为养儿防老奠定坚实基础。

　　陈志武说，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背后，其实是经济模式的力量在主导。养子防老，不仅帮助人们实现经济安全，同时还使过去的社会衍生出了围绕这一需求的各类法规。比如七出休妻法则的第一出就是“无子”，结果女性成了为夫家生子的工具。究其原因，就是如果自己的妻子不能生子，则父母和自己的利益都无以保证，经济安全也难以实现。另外，七孝中有四、五条规矩，也是围绕生孩子来展开的。因此在过去的社会中，除了纳妾是必然的结果外，还衍生出了典妻、租妻等风俗和相应的文化。至于爱情，则不知道要退居到第几线了。

　　儒家提倡家庭解决方案

　　“可以说，直到解放后，爱情才真正光临了中国”，陈志武教授在报告中称，“在中国历史上，研究各种思想思潮或制度变迁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几乎没有人研究过爱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爱情在中国历史上毫无地位。”

　　陈志武认为，在中国，当大多数人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实现了经济安全，爱情成为婚姻的基础才越来越明显。他解释说，所有人的需求都可分为两类，即今天的需要和未来的需要。而人际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跨时空的价值关系。在过去，为了使人的生存概率最大化，就必须通过人际交易来共享资源和规避风险。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可以有最基本的家庭解决方案、社团解决方案、市场解决方案及政府解决方案，每种解决方式都有相应的文化来“自圆其说”，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则强烈提倡家庭解决方案。

　　他认为，为了使家庭的交易安排更加可靠，所有社会的人都愿意加入，在过去的文化传统下，社会还不断推出规范的规则。过去中国的家族就像是内部金融市场，这种体系虽然限制了个性与个人自由的发展，但却使人类的生存能力达到了最大化，通过家族的规则，家庭内部的经济交易价值也达到了最大化。

　　生子是为爱还是为防老

　　夫妻为什么要生孩子？陈志武曾做过调查，发现各个群体的差异非常大。他透露，在北京等大城市，有61.8%的人选择“出于爱”，但在农村，这一比例只有20%。而对于养子防老这一选项，大城市和农村的选择比例，正好与前一个选项相反。

　　陈志武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家主张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实现人际金融交易，但这种做法的坏处是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的流通，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

　　陈志武表示，随着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养子防老的说法早就过时，但如果将来人口急剧减少，经济学上还将面临另一个问题：供养庞大的老人群体，需要年轻人来生产实实在在的资源。年轻人过少，就无法承受社会的养老体系。“因此，虽然我们不再需要为了养老而生子，但是还是需要为爱生子。” （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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