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被打的场面，读者或许并非人人有机会亲见，却难免屡屡见诸报章。日前，浙江湖州市八里店镇党委副书记施国锋等多位公职人员，暴力阻挠浙江经视记者采访，抢夺摄影器材，不惜将记者连同设备推入池塘，价值20余万的机器报废。当地官方回应称，涉事官员已被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一年，警方刑事立案调查。

回头看事发缘由，挺莫名其妙的。8月15日，该地养殖户鱼塘出现大面积死鱼，求助媒体。浙江经视介入采访后，甚至在原因和责任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便遭遇了基层地方官员的粗暴对待。尽管有目击者讲述和现场视频，但亦恐难以完全还原彼时场景，尤其是此事件中多名公职人员是出于何种心态，才会对媒体监督持如此惯性的敌视态度。

现在知道的情况则是，事发后的最初处理程序中，被阻挠记者在第一时间做了笔录，涉事官员却直到“夜半”才“投案自首”。理解对冲突双方的不同处理节奏，可能需要结合涉事官员分管政法的背景进行。事实上，很难把镇党委副书记的暴力阻挠采访行为，看作仅是其个人对媒体采访的态度。在过往类似事件的调查和后续处理中，涉事地方所能想象和说出的各种“情有可原”，皆源于这种很难局限于官员个体的“媒体监督恐惧症”，或者可以说是敌意。

昨日另一则报道所显现的，可能是媒体常见的第二种待遇。据《大河报》报道，河南一农民7万多元卖粮款被拖欠11年，被媒体曝光当天即获得解决。此前当地粮食部门摆出不少历史、现实的解决“困难”，因为媒体的曝光而瞬间变得“迎难而上”了。相较于公民的无奈求助，即便是再不堪的采访遭遇都可能要好很多。确实很难想象，能够以暴力对待媒体监督的公职人员，平日会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治下的民众。其实也不难想象，个案事件中一时的媒体见闻，却可能是活在当下的人们最日常化的生存体验。

监督公权，实乃媒体天职。但在现实的窘境中，基层部门与新闻监督的纠缠，不吝以各种形式予以呈现：监督性报道刊出前，竭尽全力进行阻止，手段可以是贿赂与收买，当然也不会排除暴力；而在曝光之后，基层部门却也往往更容易“积极回应”。内嵌于前后不同反应中的处事逻辑，并不难于理解，而继续深究则会发现，即便是看似“软下来”的积极回应，或许远非舆论监督之效用，而可能更取决于权属级别的影响。如此一来，即便可以促成个案的瞬间解决，却很难让权力真正被驯服。

浙江湖州市涉事官员被施以撤职加刑事立案的“严肃处理”，确实依照现行刑法，损坏价值不菲的摄影器材已然够得上刑事立案标准。但日常粗暴对待媒体监督的各地举动，砸机器、打人屡见不鲜，却并非都能这般“严肃”起来。选择性对待，甚至是选择性执法，涉事官员在这种问责尺度不确定中所培养起来的“脾气”，让自己看起来也活脱脱像个受害者了。

更何况，依据现有法律，如此严重干扰媒体采访的行为，仅能以损坏公私财物的名义被追究。跟被毁的价值不菲采访设备比起来，媒体监督权利的被侵犯是否更让人揪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