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可能掩盖企业治理命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确保市场具有良性的决定性作用，离不开监管体系完善、制度执行到位

近来，一些知名跨国公司的“问题新闻”很抢眼。4月8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作出公开指责，称通用汽车未能及时回答有关点火开关问题的大量问卷调查，并警告称，通用汽车可能会为此面临司法诉讼。4月9日，美国一家法院陪审团认定，日本大型制药企业武田药品隐瞒了旗下治疗糖尿病药物吡格列酮与膀胱癌之间存在的关联，要求该公司支付60亿美元罚款。4月14日，英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涉嫌对波兰医务人员进行商业贿赂和非法销售药品的丑闻曝光。

上述公司曝出的问题备受瞩目，一方面是因为涉及的问题与消费者健康安全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公司不同寻常的跨国影响力。武田药品是日本最大药企，产品销售至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葛兰素史克的分支机构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企业之一。通用汽车2013年全球销量超过970万辆，产品销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富可敌国”，人们不时这样形容那些“巨无霸公司”，但却未必真能悟到它们具有的隐性能量。比如，沃尔玛在全球共雇用了220万名员工，2013财年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4660亿美元。如此规模的现代大型企业，其利益攸关方的构成极为复杂，其行为往往能在消费市场、自然环境、股市、就业等各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既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以及让更多人享受优质商品和服务等方面贡献巨大，也可能因企业治理不善而让社会付出高昂代价。在点评武田药品隐瞒其药品与癌症联系一事时，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援引专家观点指出，“隐瞒行为比药物本身的问题更为严重”。

传统经济学对企业作出“理性经济人”假设，但现实存在的问题却一再提醒人们，过简的假设可能会掩盖企业治理命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早在“大萧条”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学家伯利与米恩斯就在其经典著作《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表达了忧虑：大型公司崛起过程中不断聚集经济权力，这可能会给公共利益带来潜在风险。2009年2月，国际金融危机威力正劲之际，经合组织公司治理指导小组在一份名为《金融危机带来的公司治理教训》的报告中指出，这场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些大型金融公司在风险管控、薪酬设计等领域的内部治理失败。随后的事实告诉世人，为这些公司治理失败埋单的是政府和公众。

寄希望于商业“利维坦”自缚手脚并不可靠，只有针对出现的问题不断加强监管，才能有效减小风险。确保市场具有良性的决定性作用，离不开监管体系完善、制度执行到位。在企业与社会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可靠的依赖关系，也需要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