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吻男”、“狂捐男”与教育难2010-01-14对于“接吻男”，有舆论指其“丢了中国人的脸”，有评论认为其出国后延续了国人的陋习——没有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按照这种“面子逻辑”、“素质逻辑”，“狂捐男”张磊的行为是很为中国人长脸的——中国人现在也可以向世界一流大学豪捐了！而其知恩图报、担当社会责任的表现，也离不开中国教育的贡献。可对于张磊的豪捐，不少人却表示愤怒，认为他应该把钱捐给祖国，更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的耻辱。
这是什么逻辑？在国外做了坏事，被国内批评丢脸，怎么在国外做了好事，也得不到一声赞扬？做了坏事的留学生，在国外也接受了教育，为何“素质低”的板子，要打在国内教育身上，却不打到国外教育身上呢？
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分裂状态——对待不同事件，用不同的思维和逻辑进行分析，最终指向的都是国人素质以及国人素质背后的教育问题。这种状态，呈现的才是我国教育真正的问题。
从“接吻男”所为并不能推论出“中国人”就缺乏规则意识，最多是其个体缺乏规则意识；也谈不上丢中国人的脸，他丢的最多是个人的脸。而“狂捐男”的钱，怎么支配是他的自由，如果你愤怒他没把钱捐给祖国，那你愤怒比尔·盖茨把钱捐给中国吗？愤怒者们显得很爱国、很有集体感，但以爱国的名义干涉他人的私权利，不也是缺乏规则意识，也是很丢脸的事吗？
一个群体中，有很多人动辄把个人的行动与集体的荣誉感联系起来，动不动以集体的名义，去干涉他人的私人空间，这是比一个人偶尔违规更令人忧虑的事。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在告知公民基本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方面效果不佳，以至于有不少人在完成大学教育之后仍不知道自己和集体究竟是什么关系、作为个体的自己拥有怎样的权利和责任、该怎样看待个体的权利与责任、履行相应责任时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貌似正义地干涉他人的私权利，往往就等于放弃自身的私权利；今天纵容公权力干涉私权利，明天自己的私权利也同样会被侵犯。这样的基本逻辑如果想不明白，便会在一些基本的常识性问题上纠缠不清或在“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之中迷失自己。
中国人的教育程度在提高，但教育最起码应当让人知道基本的法律权利与责任。这或许也是我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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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学生向耶鲁大学捐款谈起2010-01-14其实，何必忿忿不平？中国留学生捐钱给世界名校，虽然捐的数额大一些，但不必上升到爱国与否的“高度”，否则就有狭隘之嫌了。当年，美国人司徒雷登受命在北京筹建私立燕京大学，需要大量筹款。后来，他在美国募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笔资金成为燕京办学主要的经济来源。有中国人问他：“你们外国人为什么要给中国大学捐钱？”司徒雷登回答：“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今天，也有许多外国朋友、外资企业热心资助中国的大学和学生，或是爱心助学、或是资助建造办公楼和实验室。大学固然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同时也担负着传承社会文明、创造新知识和新成果、造福全人类的任务，世界名校在这方面处于“领跑”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耶鲁，是件大好事。
不过，平心静气下来，我们还是需要反思一下。这位捐款的中国留学生，曾是某省的高考状元，考入国内一所名校就读本科，之后到耶鲁读了研究生。他捐款的一大原因是，“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句话让不少国人听了感觉不舒服。一名学生在国内学了16年，到国外深造才几年，就被人家改变了一生？这样的反差值得中国教育界、特别是中国大学深思。
经常听到这样的评价，中国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源是一流的，不亚于美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但是，中国大学却出现“一流生源，二流师资，三流管理”的现象。教师把申请科研课题、搞经费、写论文作为头等大事，教书育人是“凭责任心”做的事。平日里，在校园里很难见到大牌教授；而且，现在国内许多高校在郊区建新校园，学生要见大教授一面就更难了。美国名校的教授们也要搞科研，写论文，但教书育人依然是天职，是头等大事，教室、实验室、办公室里，处处是师生讨论问题的场景。这背后，有理念、文化、管理制度、责任心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有些方面，相比美国大学，中国大学可能更有“人情味”，对学生实行“严进宽出”，国内名校本科生毕业率高达92％至95％；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毕业率仅48％，加州理工学院60％左右。可是，学生似乎对这份“人情味”并不买账，不经历一番打磨，顺顺当当毕业了，倒不一定记学校的“情”。
校友捐赠率在美国是衡量大学办学成效的指标之一，一般美国名校的校友捐赠率都在30％—40％，有些学校甚至高达60％。大学怎样才能让学生心怀感念？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教授在哈佛建校350周年校庆典礼上说：“哈佛最值得夸耀的，不是培养了6位美国总统，也不是造就了36位诺贝尔奖得主，而是使每一个进入校园的学生都发光。”
' />中国大学会向校友募款吗？2010-01-14不少人在校期间，曾因违反校规谈恋爱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情受过处分，为此心里终生对母校存有疙瘩。谁知道张磊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心障？耶鲁是在美国首倡“奖贫不奖优”的大学，其独特的奖、助学金政策圆了许多穷孩子的名校梦，张磊那句惹起偌大风波的“耶鲁改变了我一生”，也许实指的就是曾经落在他自己头上的这样一场“及时雨”呢。若如此，又有什么好争吵的？
撇开这个具体事件，从受捐者的角度，我认为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美国大学校长的首要职责就是筹款，特别是向校友募捐，他们在这方面有非常成熟、成功的一套做法。我们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会向校友募款吗？
在美国，校友捐款不仅是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毕业生对母校捐赠，说明他走向社会后回首大学生活，感到满意甚而感激。如“常青藤盟校”中的小老弟达特茅斯学院，虽然个头小小的、学术地位低低的，但其校友忠诚度却高高的，他们的捐款率一直名列全国小学院榜首，据说“学生满意程度”排名仅次于哈佛及普林斯顿。所以，这所名气不太大的学校，其入学门槛一直和那些超级牛校差不多高。
这是一个正向循环。校友对于母校的培养满意甚至感激，他行有余力就会捐款回馈；获得校友资助后，母校更好更快发展，校友在社会上就会更加以其母校为荣。母校告诉自己的校友：如果大家资助建设一个某方面的实验室，学校就可能在这一学术领域取得领先于同侪的成绩，那么关心母校发展的很多校友就会拿钱。当然，捐助款项的使用对校友完全是公开透明的。
而据我这些年跟诸多高校的接触，咱们的大学是怎么向校友募款呢？首先，普遍没有规划，没有规章，或者“有枣没枣，想起来就打一竿子”，或者笼统地张嘴要钱，连要去干什么都不说，说不清楚。其次是完全实用主义心态，只要能说动人家出钱，随便什么条件都能提出来，都能答应。
更重要的是，在向“大款”校友募款时，大学往往表现得有失体面，有时甚至是颜面无存。譬如，公开诱惑“你们的孩子将来高考录取时会受到照顾”，甚而帮助他们作弊谋取在职博士学位，更甚而聘请他们挂名兼职教授，等等。这些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做法，都是要毁掉学校的未来，让校友们将来无法再以母校为荣。
大学是一项公益事业，不论公立抑或私立。正因为你是做公益，所以你在募款时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跟校友们去张嘴、伸手，不必羞羞答答，更不必以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如果你的学生全都是些“不给好处不掏钱”的家伙，那只能说明学校培养的失败，你这所学校也别募款了，直接关门最好。
更加过分的是，母校在校友聚会时普遍表现出的势利眼。在很多家高校的网站上都能看到，其校友回校相聚时，被校方分成了三六九等对待。那些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的校友被校领导拉到主席台上，作为“杰出校友代表”发言，而那些“普通劳动者”，遭际比较坎坷的校友，则被晾在一边。学校的这种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这根本无助于拉近他们跟母校的感情，因而也无助于从他们那儿募款。你在公开场合把那几个“发达”了的同学高高在上地捧着，会让他们面对那些“欠发达”的同学时非常尴尬。
我们的大学校长到政府部门“跑步钱进”的本事大都不低，这是好事，否则他们也坐不到这个位置上。但他们从“体制外”弄钱的本事，包括从校友那儿弄钱的本事，总体上还不算高，向海外的同行们好好学学吧！
' />耶鲁赢得中国学生忠诚给浮躁教育耳光2010-01-12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留学生张磊向母校耶鲁捐赠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惹得不少人不高兴，甚至吐酸水。原因本来很简单，因为耶鲁让张磊得到了更多，耶鲁更具有吸引力。
其实，中国的大学从来不乏新闻。特别是近几年，不顾现实条件地扩招，贷款搞基建大跃进，一些大学校长书记贪腐落马，教授博士抄袭造假层出不穷，老师潜规则女学生越来越明目张胆，盲目扩张令有的大学资不抵债，官僚作风压制着教育科研透不过气来。
再如，中国早2008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大学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但是，中国的博士们一般集中在政府机关，相当一部分是以权力兑换学位。中国的导师一个人可以带10个博士、几十个硕士，在美国一个班十几个学生却配备六七个专职老师。况且不少中国大学，将学生当作收费来源，将学生当成管制的对象，教育内容充满了空洞的说教和机械的灌输。
张磊的成功还直接得益于毕业后以耶鲁的捐赠基金作为初期投资。而中国的一些大学为了伪造就业率不惜逼学生作假，很多毕业即失业的学生“被就业”。再说到宏观的层面，单看两组数据:行政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2000年美国为9.9%，同一年中国是25.7%；而用于教育医疗的比例，美国是21.5%，中国是3.8%。况且美国的财政支出是中国的数倍，而中国的人口则是美国的数倍。每个人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不言而喻。
2009年谢世的科学大师钱学森，与张磊一样是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海归”。2005年，温家宝总理前去看望钱学森时，老人一再向总理坦诚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学森的人生阅历、科研成就鲜有人能及，对中美两国教育也有着最切实的感受，显然是中国大学教育让他焦虑万分，才向总理据实直言。
其实大道理无需再多讲，对比以上几组数据，真正领会大师的肺腑之言，问题就不言自明。耶鲁赢得了中国学生无条件的忠诚和信任，这是给浮躁的中国大学教育一记耳光。最怕的是，中国的育人者们，摸摸脸蛋，像阿Q似的嘿嘿一笑了事。
' />888万美元扇了中国教育一耳光2010-01-12其实，境外高校改变的，又岂止是张磊一人，06年《东方早报》就报道过一个差生变天才的实例：王楠子是上海某中学一个“标准的差生”，经常被老师“重点关照”，无奈之下赴美读书。可若干年后，王楠子成了全美动画比赛个人组冠军，并被老师表扬“是个天才”。
再后头看看国内呢？重庆某高校一名大三男生申请退学，理由是“看不起学校”。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在读博士生王垠也向学校提出退学申请，理由是“对学校博士培养机制不满”。
这两位同学，是凤毛麟角，又何尝不是冰山一角。当然，他们以退学的极端方式来表示内心的不满，对于中国教育来说，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是，多数的，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不敢，也没有能力轻易放弃自己学历的帽子，只能委曲求全、抑郁度日，无端地耗费着自己的青春与智慧。
我们的学校，抛开圈地运动，抛开高校债务，抛开学术腐败等外围事物不谈，仅就教育本身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个文凭的培训与签发机构，对于“传道授业解惑”毫无贡献，怎能奢求它“改变”学生——少摧残祖国的花朵已然功德无量啦。
不要去责骂张磊数典忘祖乃至卖国求荣，8,888,888数字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标签，而这笔巨款，据耶鲁官网介绍，一是用来资助在耶鲁攻读的中国留学生，二是用来支持耶鲁的中国事务。张磊只是在做一件我们停留在晚会口号，而欧美已然落实为节日文化的事情：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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