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我们追溯历史文人的时候，范进中举显然不只是科举制度让一个文人发疯，而是文人的本质比较难以承受较大的刺激，对社会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不够强所造成的。他们似乎觉得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才能真正获得生活权力，包括现代文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无一例外地想通过文章，过上好日子。然而，这种想法并不太现实！这种想法不但局限了他们的生活，也局限了他们的思想！其实后来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文人的病态心理和艺术的本身，总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一种病态的心理，但根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很多名人、伟人、文化人，生意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某种偏激的病态心理。这种偏激的病态心理让他们产生偏激的思想；而偏激的思想同样又产生偏激的追求；偏激的追求，却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好的，而另一种却是坏的，但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常常会流入一种神经质的状态当中，让人产生另外一种极端。

顾成是个诗人，而且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是个划时代的诗人。他的极端造就了他的成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恶果。当人们把他当作诗人的同时，也把他当作一个罪犯。他不但残害自己，也残害别人。这种事例可以追溯到一些伟人们的身上，他们往往既有丰功的伟绩，但同时也双手沾满鲜血，臭名远扬！

如果说顾城的思想存在极端，是文人的极端，是历史的极端。那么，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醒大家说，这其实也是社会的一种极端，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以顾城的才华和成就，是应该有很多光环和回报的，但他却没有。他的稿费很少，生活很艰苦，几乎是天天为了生计犯愁。顾城对诗和文学的贡献，显然是很大的。然而这个社会又给了顾城一些什么回报呢？这种回报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在同等努力得不到同等回报的时候，人们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平衡的感觉。在只有精神没有物质的生活环境里，个体是最容易产生压抑而走向极端的。